本地老书籍回收之精印本的特点
有些书,除廉价的普通版本外,另有若干册限定的精装本或特精本。这些书由于在油墨及印刷方面特别精致,开本较大,纸质较好,数量亦有限,便具有收藏价值。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朱维之翻译的《失乐园》,1984年首次印刷为46400册,内含精装本3400册,就较为高雅。1989年齐鲁版特精全本《新刻锈像批评金瓶梅》,就受到海内外行家的高度赞扬,因为它在全本《金瓶梅》的印刷史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当然,精装本中又有特精非卖品之书就更为珍贵了。如傅雷所译《夏洛外传》,1933年9月初版,其中非卖品精装本仅印了50册,为海内外藏书家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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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老书籍回收之古代的用线包的书叫什么
线装书,也称古线装。 有人认为,汉代已有线装书在书市出售。其实,汉代有书市,但没有线装书。中国古代的纸本书,经历了卷轴和册页两个阶段。卷轴由卷、轴、缥、带组装成。汉、唐代只有这种卷轴形式的书。
今天我们看到挂在墙上的轴画、书法,仍是卷轴装的遗风。晚唐以后,卷轴书向册页书过渡,其装订方法又有多种多样的演变,大体经历了轻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到了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线装本的册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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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老书籍回收之线装书的走线方法
步骤:
1、线穿过孔,短头在书背,长头在书正面;
2、短头从书侧(不能翻开的那边)绕到长头转到书下边绕到刚穿过的那打结;
3、长头再从书正面穿第二个孔到背面;
4、从侧面绕到正面绕一下线(这样可以勒紧),以后的重复,这是正面有一溜线,背面要重复绕线这个步骤才能有一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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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老书籍回收之清朝末年的官书局及局刻本
在古籍版本界,把“善本”的年限界定在乾隆六十年以前,除去考虑年代久远而具有的“历史文物性”以外,亦包含了对雕版印刷是否考究、精美的“艺术代表性”的考量。“康乾盛世”以后,嘉庆临朝,国势渐衰,清王朝开始步入下坡路,吏治腐败,经济凋零,表现在这个时期的刻本上乏善可陈,刻书失去了昔日纸精墨良,字体舒展圆秀,大气洒脱的风采。由于财力拮据,“开本变小,行款变密,纸张低劣,刻工粗俗”的刻本泛滥。这也是乾隆以后的刻本难入“善本”的重要原因。直至晚清,朝廷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汉臣,剿灭太平天国换来一段短暂的“中兴”景象。作为曾国藩力倡的“文化中兴”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各省设立官书局,出官帑刻印了一批质量较好的书籍,史称“局本”。这些刻本在编纂、校勘、雕印和装潢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见图版1、2),丝毫不逊色于清初的“殿版”,一扫清后期刻书业的颓败气象,演绎了一段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最后的辉煌。
设立官书局本身是一种文化作为,但它的出现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政治动因。当时,作为一代理学大儒的曾国藩,从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农民起义中总结出:礼义纲常毁弃,异端邪说泛滥(指当时出现的白莲教、天理教、拜上帝教等非正统宗教)是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思想道德根源。早在用军事手段解决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就考虑要从文化教育入手,“标本兼治”,用孔孟之道来维护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再造“文化中兴”。其中设立官书局,大量刻印儒家经史典籍教化民众即为他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一点从曾国藩给官书局订立的刻书方针“首刊经史,兼及子集”中也能看清。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刚刚攻克安庆,部署粗定,即命莫大亻思寻访遗书,为开设官书局预作准备。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刚一结束,曾国藩到南京后,在百废待兴之时,首先办了二件大事:一是开恩科取士,笼络江南学子;二是在江宁的冶成山下开设了江南书局,此为清末第一家官书局。此后金陵书局、江楚书局(江宁)、淮南书局(扬州)、江苏书局(苏州)、浙江书局(杭州)、思贤书局(湖南)、崇文书局(湖北)、江西书局、存古书局(四川)、皇华书局(济南)、浚文书局(山西)、福建书局、贵州书局、广雅书局(广州)、敷文书局(安徽)、直隶书局(河北)相继成立,遍及全国各省,成为晚清时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当年众多的官书局刻书技师良莠不齐,像江南、浙江、淮南、金陵等书局,因主其事者多为江浙一带学者、名士,藏书丰富,所供底本多为善本,加之江南为全国最为富庶之地,地方财力充沛,出官帑刻书不计成本,刻书最精最好。而一些边远省份的官书局,也只是虚应故事,校勘、刻印多不精,少有足以称道之书。在他们当中,以浙江书局的刻本技师最精,位居各书局之首。其中所辑刊的《二十二子》,汇集了历代有代表性的精校、精注本,选目精当,刻印尤善,长期以来,备受图书版本界推崇,是该书局的代表性作品。江南书局为曾国藩首创,刻书忠实秉承曾氏“经史为选”的方针,儒家经典,历代正史之类的古籍,是它的主要出版品种。此外,张文虎的《史记札记》,歌颂曾国藩的《湘军记》是其特有产品。广雅书局的提调是王秉恩,校勘人中汇集了清末叶昌炽、王仁俊、陶浚寅、屠敬山等诸多名家,故它的刻书比较精审,出了不少好书。江楚书局刻印了一批介绍日本、英国、埃及等外国经济、文化、科技情况,服务于洋务运动的翻译作品,在官书局中独树一帜,蜚声神州。官书局刻本中,最为著名的还有五局合刻《二十四史》,其中,金陵书局刻了十四史,浙江书局刻了三史,湖北书局刻了三史,江苏书局刻了三史,湖北书局刻了三史,江苏书局刻了三史,淮南书局刻了一史,总为《二十四史》。五省官书局通力合作,按统一款式共刻一部大书,这在中国印刷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堪称是清代地方官刻书的一大壮举。
至于其他一些官书局,或因为地方官吏重视不够,或为财力支持不力,或因主事人文化底蕴不足,所刻之书大多乏善可陈。像崇文书局校勘不精、行款过密,字体扁宽,无清新之感,不为世人所重;山西书局经营不善,质量较差;云南、贵州、安徽的敷文书局刻书很少,影响不大;直隶书局由于经费不足,最后沦落到承揽代销私家坊刻书,勉强搭起书局架子,没有刻多少书。
光绪后期,清王朝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进入极度腐朽的终末期。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阶级继续挥霍无度,使同治朝平定太平天国后暂时出现的经济回升也昙花一现,而经过庚子之变,国力已濒于枯竭,这些依赖政府公帑支撑的官书局再也无力维持下去,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回光返照,随着清政权的衰败而很快没落。官书局的最后结局多数在辛亥革命前后难以为继,陆续停雕。少数改变经营模式,演变成商业化的民间印书机构,如广雅书局归并到广州图书馆,一直到抗战前夕还在不断印书。浚文书局于1935年改成山西书局,但这早已不是官办性质了。
清末时期官书局的刻书数量十分巨大,据朱士嘉编辑的《官书局书目汇编》著录,总数有2000多种,其中像江苏、浙江、崇文、广雅、皇华这种规模较大的书局,每家刻书都在200种以上,这些书有许多都比较完整的保留到今天。清代后期官书局和它刻印的一大批“局本”书,是清代封建社会走到尽头的产物,也是一千多年传统雕版印刷在退出历史舞台前最后的辉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雕版印刷工艺的精华。由于距今年代近,不似存世很少的宋元明版本,普通收藏者难以染指,市场上多有足本完帙出现。但在现今的古籍收藏中,人们对“局本”存有偏见,一是嫌其年代不够“古”,二是内容又多为经史,题材不“稀”,故长期不予重视。“局本”这一版块门类的市场价值也被严重低估。但随着时光流逝,这一版块的收藏价值正日益凸现,它毕竟是百年以上的旧物,而且不少刻印精美,曾经代表了雕版印刷史上一段最后的辉煌,其潜在的价值远未被发掘,因此,它作为极富升值前景的“潜力股”,正越来越受到古籍藏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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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老书籍回收之线装书魅力何在
新文化运动领袖、当年曾大力倡导过洋装书的鲁迅,实际上是个线装书收藏大家,他对线装书的喜爱与推崇,不经意间时有流露。鲁迅曾在《病后杂谈》一文中这样谈道:“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看来,如鲁迅这样的时代锋锐人物,也终究无法将深埋心坎中的“中国基因”一笔抹杀;线装书依旧是他在读书生活中的必备、枕边席间的至佳良伴。
其实在鲁迅那个时代,线装书在印制技术上不断“现代化”,仍然吸引着大量中国读者。当时,参与线装书技术革新的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知名出版机构,它们在上个世纪前半段印制的很多线装书,如今已成为收藏珍品,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珍本丛书》《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等。
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孙犁,就特别喜爱这些“现代”线装书,他把收藏与阅读的心得体会均一一记录,写成了《耕堂读书记》《书衣文录》等著述。譬如他曾收藏有中华书局以聚珍仿宋版印制的《后汉书》,为之题记称这部书“原是进城初期买的,想不到竟成了我老年的伙伴。它是线装大字本,把持省力,舒卷方便,走着,坐着,躺着,都能看。我很喜爱它,并私心庆幸购存了这么一本书。”又譬如他读《吕氏春秋》,收藏不止一种版本,唯独对其中清华大学出版、商务印书馆以仿古活字承印的《吕氏春秋集释》倍加珍爱,称:“我过去有广益书局的高诱注普通本,后又购得许维遹集释本,线装共六册,民国二十四年,清华大学出版。白纸大字,注释详明,断句准确,读起来明白畅晓,真能使人目快神飞。晚年眼力差,他书不愿读,每日拿出此书,展读一二篇,不只涵养性灵,增加知识,亦生活中美的消遣与享受也。”
进入21世纪,线装书的收藏与阅读潮流悄然回归。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大型都市书城、购书中心,还是图书批发市场中,各种印制精良、特色鲜明的线装书正在进入中国读者的视线。而在各种读书界、知识界、出版界的社会活动中,也不乏线装书的身影,它们崭露头角、引人注目。2011年德国莱比锡图书博览会上,我国送展的一册《诗经》获“世界最美的书”奖项,该书正是一本印制精美的线装书。应当说,线装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正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无论国际国内,线装书承载着的六百年中国文脉,正在重新律动与勃发,线装书的魅力与价值正在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与赞同。
本地老书籍回收之一本绘画理论书籍中的“珍品”
在阅读和收藏有关绘画书籍时,绘画大师们的著作,应该说是极为重要的。那么,无论是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中,还是在当今中国书画艺术品的拍卖中,著名画家傅抱石先生不能不说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傅抱石的一些绘画作品,近年来在拍卖市场上创出了不菲的价格。但根据个人情况,我除对傅先生的绘画作品感兴趣之外,真正用心还是想要更多地了解他的画外“功夫”。据有关资料介绍:傅先生绘画之外,还擅长治印,20世纪的30年代,他出版过多部著作,如1930年上海南京书店出版《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绘画理论》。40年代末,著有《中国古代绘画概论》。50年代至60年代,他在报刊上还撰写过很多有关美术方面的文章。对于傅抱石的思想观点、绘画理论以及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认识和理解等方面的内容,更加吸引着我。
我在潘家园旧书摊前,发现一本傅抱石著的《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此书封面为绿色,中间印有山和树的图案,右侧印有傅抱石的手写体书名,一旁还有落款并钤有一方红印。装帧美观大方、亲切感人,仅这一封面就备受我的喜爱。此书尽管有些破旧,但我还是购买了下来。按照以往我买书的习惯,首先要看看版权页,遗憾的是这本书正巧缺了最后一页,不知是何年何月、由哪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发行量是多少本?
后经查阅《傅抱石年谱》得知,该书于1960年3月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至今此书已有45年的历史,目前它的存有量估计已属于凤毛麟角了。
书中主要论述了三个内容:一、唐张彦远以来中国古代山水画史观;二、晋顾恺之画云台山之研究;三、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考察;书后还附有顾恺之画云台山记画卷和展子虔游春图的照片。
傅先生在后记中说:这些文稿是他1940年在四川重庆时写的,当时参考资料奇缺,手头上只有几本《佩文斋书画谱》等书,遇到一些问题,就向所熟悉的前辈和朋友通信或当面请教而完成的。其中一部分当时发表在“时事新报”上。 此书考证详细,论点明确,文笔讲究,无疑是一本了解傅抱石早期绘画理论研究的珍贵资料。我推算了一下,傅抱石当时36岁,由此可见,他在青年时期不单单只是具备了高超的绘画技巧,而且还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非同一般的画史考证能力。
傅抱石先生只活了61岁,可以说他并不算一位长寿者。我想,如果他再能多活10年,不但能有更多的名画传世,而且还能为我们写出更多更好的美术理论书籍。
本地老书籍回收之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
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本地老书籍回收之线装书的“蝶变”今生
线装版“莎翁”来了。它那“中西合璧”的“高颜值”,着实动人心魄。全书以宣纸精印,封面采用了特制的中国传统丝织绫面料,将莎士比亚头像和玫瑰花的图案“隐藏”编织在封面上。
事实上,2000年出版王元化的《清园文稿类编》丛书时,就采用了颇具中国传统风格的线装方式,其中有一本书的主题是王元化谈黑格尔。当时还有人提出疑问,说为什么要拿中国风来承载西方学术。如今想来,这一编辑思路并不突兀。
新情怀·古今接力
线装版“莎翁”的到来,让21世纪的中国读者嗅到了一缕独特书香,这是中西合璧、古今接力的新情怀所迸发出来的独特书香。其实,以线装书方式印制英文诗集、中文现代诗集、中英文对照译作、简体字竖排文集、简体字横排文集乃至杂志、期刊等等,早在20世纪前半段就已经有过尝试与突破。
早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铅字印刷与排版技术从西方传入中国,线装书的印制方式就开始出现多种创新尝试。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与文化需求的悄然增长,线装书的印制不再是原始费工费时的木刻版印刷模式,线装书的内容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新面目。这时的线装书有多种制版印制方式,如石印版可加印各种花边,锌版可印制各种手绘图样及摄影图片,珂罗版可印制各种精细画像及书法作品。同时,各种外文字模也开始铸造,英文、拉丁文、德文、法文内容的线装书,逐渐出现在中国各大城市之中。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新思想、新教育、新文化的渗透与普及,在文学艺术与文化交流领域,迎来了创新出版的高峰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姚华译泰戈尔《五言飞鸟集》、梁宗岱译《水仙辞》、俞平伯自撰诗文集《燕知草》等等诸多“新文学”精品书籍,都采用线装本印制,同时又普遍使用了铜版照片、锌版图像、多色套印、中英文混排技术,可谓将现代元素充分吸纳与展示出来。
中国梦·蝶变今生
新中国成立后,线装书印制的工艺创新还在向更广阔的领域纵深发展。一些运用现代创新技艺印制的线装书,有的已成为各界瞩目的顶级珍品,而有的则成为大众读者的良伴新宠。譬如,以珂罗版技术原大影印的宋本《荀子》,除了图版清晰如真、纤毫毕现之外,还特别组建权威专家组对古籍原文进行断句,而断句符号则在影印时巧妙精确地加入图版之中,可谓藏读两便。又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像《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中译本《拿破仑传》《一千零一夜》也印制过线装本。这些中译外国名著的线装本,均以新中国成立后通行的简体字排印,字大行疏,非常悦目。而《鲁迅诗集》《楚辞》等经典文学作品,则由朵云轩、上海书画社等机构组织专业团队搜集宋版古本中的优美字体并加以摹刻,重新以传统木刻版的方式精心印制,以现代精神再现经典名篇。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在20世纪70年代曾集中印制过一批线装本,都是以极其精善珍稀的古籍原书为底本影印的,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其中,《红楼梦》还据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印制了点校排印本与《红楼梦新证》。
改革开放以来,线装书的收藏与阅读需求与日俱增,印制技术日新月异,装帧工艺更上一层楼。线装书屡屡走出国门,屡屡斩获“最美”国际大奖,这项传承数百年还在推陈出新的中国技艺,屡屡让世人惊奇,让世界惊艳。关于线装书的种种创新还将继续,关于线装书的种种“蝶变”都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