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上海老书本回收之《出师颂》的现存状况     

 本幅，纸本，章草１４行，无作者名款和钤印，首行“史孝山”为“出师颂”文之作者。引首，描龙花笺，篆书“晋墨”两字及花押“伍”，据押定为宋高宗书。左上乾隆“癸己仲秋上瀚”御识一段。后隔水，素绫，乾隆“戊辰立夏日”御题一段。尾纸，纸本，宋·米友仁题：“古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审定。”      

  鉴藏印记：本幅左边由上至下为“永存珍秘”、“邵约之印”、梵文“三藐母驮”、“蓑笠轩印”、“历代永定”、“约”、“绍兴”连珠印、“刘氏中守”及不辨一印，另有骑缝印，“仪周珍藏”；右边由上至下为“刘完私印”、“安元忠印”、“书印”半印　、“永存珍秘”、“内府秘书之印”及不辨一印，另有骑缝印“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幅中有“乐寿堂鉴藏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乾隆诸玺。引首花押处钤“御府图书”，中钤“太上皇帝”，左骑缝印“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前隔水钤“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图书”、“八徵耄念之宝”、“安”、“仪周鉴赏”。后隔水钤“麓”。尾纸钤“古希天子”、“寿”，右骑缝印“物”半印　、“囗轩”、“囗囗山牧”、“监书画博士印”，另一印不辨。

当前上海老书本回收之《三国演义》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三国谁不知道，可以说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了。电连续剧是翻新又翻新，大家都觉得腻烦了。但是我推荐的是让大家耐下心去仔细的阅读一下原著，区区几十集电视剧是没有办法表现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巨著的全部精神。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电视剧的情节给我们的脑海刻下了太深的印象，这是小说，并不是正史，现实里很多人物性格是于小说电视剧正相反的，还有就是电视剧多偏重正能量，很多人物阴暗的一面都没有彻底表现出来，就如义气冲天的刘皇叔却让诸葛亮把坏事做尽，自己来唱红脸，尽显仁义。反而挟天子的枭雄曹操却光明磊落，用人唯才，毫不猜疑。与其说推荐这本书，不如说推荐那些被大众片面理解的古书籍。    

当前上海老书本回收之线装书的收藏家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实际上是个线装书收藏大家，他对线装书的喜爱与推崇，不经意间时有流露。他曾在《病后杂谈》一文中这样谈道：“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线装书是他在读书生活中的必备之物，亦是枕边席间的至佳良伴。    

  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孙犁，也特别喜爱线装书，他把收藏与阅读的心得体会均一一记录，写成了《耕堂读书记》《书衣文录》等著述。他在文中提到自己珍爱的线装书时说道，“它是线装大字本，把持省力，舒卷方便，走着，坐着，躺着，都能看。我很喜爱它，并私心庆幸购存了这么一本书。”“晚年眼力差，他书不愿读，每日拿出此书，展读一二篇，不只涵养性灵，增加知识，亦生活中美的消遣与享受也。”

当前上海老书本回收之古书国学指哪些书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1848-1908年）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

  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 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国医”即国家的医学，“国学”自然亦即国家的学术了。在还没有“西医”、“外学”、“西学”等概念的境域下，这本来是个很好理解和接受的概念，只是当“西医”、“外学”、“西学”出现后，才容易产生歧义而引起争论了。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二十世纪初。

当前上海老书本回收之线装书加工工艺

  线装书加工工艺分为线装书加工和书函加工两部分。

  线装书加工工艺流程如下：

  理料——折页——配页——检查理齐——压平——齐栏打眼穿纸钉——粘封面——配本册、切书——包角——复口——打眼穿线订书——粘签条——印书根字。

  理料。即将印刷页一张一张地揭开、挑选、分类，再逐张按栏脚和图框将其撞理整齐，这种操作叫“捐书”。页张理齐后，用单面切纸机把书页裁切成所需的大小。

  折页。线装书折页是以中缝前日为标准，将单面印的书页的白面向里，图文朝外对折，折缝就是前口，一般书页折缝处印有“鱼尾”标记，作为中缝折叠标记，称为“黑日子折”，把版框作为中缝折页的标准线的，称为“白口子折”。折页后书帖栏线整齐，鱼尾栏宽度一致，折缝压实无卷帖。

  配页。线装书的配页操作与平装书的配页基本相同，线装书页薄，纸质软，除用一般平订的拣配方法外，还常用撒配。 　　撒配时，按页码顺序将同一页码的书帖排列成梯形后，将其叠放在一起，然后从一头抽出书帖，就是一本配好的书册。配好后的书册版面排列整齐，无错帖、无卷帖，撞理整齐。

  齐栏。将理齐后的书页散开成扇形状，并逐张将书页前口折缝上的鱼尾栏整齐的操作称为齐栏。齐栏前应先将书帖前四折边刮平服整齐，防止齐栏时书页拱翘。齐栏后的书册，栏线垂直、不乱栏、顺序正确。

  打眼穿纸针。配页齐栏后的书册，经理齐检查无误后，进行打眼穿纸钉，以保证书页不移动，并栏线整齐。

  纸针眼打两个，上下位置在书册长各1／3处，距书脊6～9mm。打眼垂直、无扎裂、扎豁书册，针眼直径以能入针穿线为准。

  纸打用料与所订书册纸质相同，并用竖纹。纸针要挺括、牢固、直径与针眼相符合。

  切书。将粘好封面、封底、配好页的整套书册沿口子闯齐、放到三面切书机的切书台上，对准上下规矩线切书。切好的书册应刀口光滑、平整美观，压书的力量应适当，以免裁切后本册表面出现压痕。

  包角。为保护书角，使其不散。不折、坚固耐用，在穿线前将书背上下两角用缤或绢包住称为包角。包角的位置在书册最上和最下第一针眼处，并与线痕、切口呈垂直状。包角用料为细软织品，用适当粘剂，折角整齐，包角平整牢固、自然干燥。

  复口。将封面三边（或前口一边）的勒口与衬页粘接，将勒口盖住，以增加封面的挺括和牢固性，保持外观的整齐。

  穿线订书。线针眼一般为四个，上下位置根据订缝形式定，与书脊距离为13～18mm。

  用线为60或42支纱6股蜡光白线或相同规格的丝、麻线穿过眼孔，将书页订牢。

  穿线用双线，依不同的穿线方法，入线要正确，拉线紧度适当。书册穿线后平整牢固，双股线并列排齐，无扭线、交叉、重叠、分离线，线结不外露

  贴签条。在封面上贴书名签，签条的位置对书籍的造型也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是粘在封面的左上角，离天头和前口各约8～12mm。

  印书根。线装书通常是平放在书架上，为了便于查找，还要在地脚的右边印上书名和卷次。

当前上海老书本回收之再造善本传本扬学

  “中华再造善本”是国家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由政府斥巨资，以现代手段将存世的珍贵善本古籍进行复制，以期文化遗产的安全传承和充分利用。目前已经完成印制工作的善本达400余种。这套书的选录之丰富，影印之精致，学术价值之高，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五千年文化的积淀，五千年文明的光芒，中华文化的传承是以薪火相传、世代积累的方式逐渐实现的。典籍作为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的重要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思维，凝聚了的人文意识。后世人们可以从典籍中了解先人的社会生活、理想主张、政治得失、礼仪风尚、典章制度、道德观念、战争胜负、朝代更迭、农业丰歉、民瘼疾苦、医药养生，乃至先人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等，从而取其精华，创造新的文明。历代都有一批有识之士加工阐释，条编整理古籍，并使之广泛传播承继，正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大大推动了文明的进程。 

   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传播，源远流长，而典籍的广泛传播，当归功于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中国的雕版印书始于初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夏、金，延袤于元、明、清，雕版印刷的应用不但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典籍的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然而时间跨越1400余年之后，唐、五代时期的版印实物，已成吉光片羽，宋元刻书的留存，也是万不一存。清乾嘉以来，藏书家面对宋元旧刻日益减少的状况，就曾呼吁影抄影刻宋元本行世“举断不可少之书，复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缓千百年为今日也”。其后200年间，又有众多学人为此呼吁过、尝试过。2002年5月，中央政府斥资，由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实施“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终于使这一愿望成为可能。 

  我们欣喜地看到，再造的善本使孤本秘笈化身千百，使历史上流散的珍本延津聚合，配为全帙。更让人欣喜的是再造完成的珍贵典籍，已从深层保护下解放出来，走进高等院校、公共图书馆这样的科研、文化传播前沿，摆上学者的书案，还流传到海外，既避免了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对善本古籍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藏与用的矛盾，实现了对善本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又给更多的学者以研究发掘的机会，方便他们更深入地挖掘、弘扬中华文化的精髓。 

  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对全世界文化文明发展曾经有过积极、重要的影响，这表明了中华文化的伟大生命力。国人期望承载中华民族智慧、中华文化精髓的“中华再造善本”不仅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也在世界范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全球范围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国人还期望在国力日渐强盛的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抢救和挖掘更全面、更有力，让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精粹在更广泛的范围共享。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更是我们当代文化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