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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是中国独有的书籍类型，它记述了一个地区的社会历史与现状。历代方志品种繁多，如汗牛充栋，形成了世界独有的文化奇观。而旧志作为华夏文化重要宝库之一，还处于半昏睡状态，对其开发利用，使之从放光彩，是我们当代方志人的重要职责。
所谓旧志，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编修的志书。旧志可以分为古志(清以前)和民国志。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应该是唐朝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有的人认为《华阳国志》是最早的地方志)，之后宋元有几部地方志但很少，其大多体例不完善、内容简略，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志书。中国真正开始以政府行为来修志，应该是在明朝。而明朝及以前的地方志即使编写好了，也大多没有刊印，只有抄本。如武安县的首部县志就完成于明代嘉靖年间，后又陆续编修了天启《武安县志》、康熙《武安县志》、乾隆《武安县志》等版本。这几部县志虽为官修，但均未组织专业班子，终因人单力薄，资料不全，给后人留下许多缺憾。民国时期，志书的编修出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较之前版本体例更加完善和严谨，资料更加丰富、翔实、准确，印制精良。但由于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志书没有刻印，多为手抄本。
所谓古籍旧志整理，是从业人员在古籍版本的基础上，运用专业知识，依据文字规则、标点规范，对照其他版本或史料对相关古籍划分段落、加注标点、选择用字并撰写校勘记的过程。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文明古国，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对其进行系统梳理、整理、点校和出版的工作任务相当艰巨。
上海各种老书籍回收之古籍善本辨伪
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赝品虽没有字画杂项多，但冒名人批校、加盖伪章、残本充全、挖改描补、撕去序跋的事也常有。专家提醒收藏者要多看预展，多请教专家，一般造伪的惯用手法有：
1、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方法有两类：一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他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是用“旧纸新作”，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上辨别其真假。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的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上海各种老书籍回收之雕刻本鉴定的要点
鉴定古书，首先可注意其封面与牌记。今日所见，以明清刻本居多，而是时书籍有不少刻有封面，封面除书名外，大多刻有作者、雕版时间、书坊字号，如清雍正刻本《李义山诗》封面为：“雍正八年携，华亭赵润川解，《李义山诗》，金陵刘晰公梓。”清乾隆刻本《西湖志纂》，封面刻：“乾隆乙亥刊刻进呈，《御览西湖志纂》，赐经堂藏板。”一般有封面的书，据以断代是可靠的，但也有一些书例外。
一是原书版片易主后，封面重新调换，以新面目出现，其内容却是旧的，并末重新刻版，只算是重印。比如，汲古阁书版，在毛晋身后便转归他人，如《十七史》版片转到了席氏手中，席氏即将各卷首大题下“毛氏汲古阁印”诸字挖去，补刻“洞庭席氏”，实质上仅是改头换面而已。另一种情况是整套书均由后人依样翻刻，翻刻时将原书封面只字不误地照刻，初看误以为是原刻本。遇此情况，只要在序跋末尾留意撰写时间即可。这种情况，不妨解释为刻工的文化程度低、办事古板或书坊主人的好古情趣，但若是蓄意作伪，则会尽可能地乔装打扮，故还得从其他方面去一一识破。
上海各种老书籍回收之线装书的穿线方法
线穿过孔，短头在书背，长头在书正面，短头从书侧（不能翻开的那边）绕到长头转到书下边绕到刚穿过的那打结，长头再从书正面穿第二个孔到背面，从侧面绕到正面绕一下线（这样可以勒紧），以后的重复，这是正面有一溜线，背面要重复绕线这个步骤才能有一溜线。
上海各种老书籍回收之一本绘画理论书籍中的“珍品”
在阅读和收藏有关绘画书籍时，绘画大师们的著作，应该说是极为重要的。那么，无论是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中，还是在当今中国书画艺术品的拍卖中，著名画家傅抱石先生不能不说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傅抱石的一些绘画作品，近年来在拍卖市场上创出了不菲的价格。但根据个人情况，我除对傅先生的绘画作品感兴趣之外，真正用心还是想要更多地了解他的画外“功夫”。据有关资料介绍：傅先生绘画之外，还擅长治印，２０世纪的３０年代，他出版过多部著作，如１９３０年上海南京书店出版《中国绘画变迁史纲》、１９３５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绘画理论》。４０年代末，著有《中国古代绘画概论》。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他在报刊上还撰写过很多有关美术方面的文章。对于傅抱石的思想观点、绘画理论以及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认识和理解等方面的内容，更加吸引着我。
我在潘家园旧书摊前，发现一本傅抱石著的《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此书封面为绿色，中间印有山和树的图案，右侧印有傅抱石的手写体书名，一旁还有落款并钤有一方红印。装帧美观大方、亲切感人，仅这一封面就备受我的喜爱。此书尽管有些破旧，但我还是购买了下来。按照以往我买书的习惯，首先要看看版权页，遗憾的是这本书正巧缺了最后一页，不知是何年何月、由哪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发行量是多少本？
后经查阅《傅抱石年谱》得知，该书于１９６０年３月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至今此书已有４５年的历史，目前它的存有量估计已属于凤毛麟角了。
书中主要论述了三个内容：一、唐张彦远以来中国古代山水画史观；二、晋顾恺之画云台山之研究；三、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考察；书后还附有顾恺之画云台山记画卷和展子虔游春图的照片。
傅先生在后记中说：这些文稿是他１９４０年在四川重庆时写的，当时参考资料奇缺，手头上只有几本《佩文斋书画谱》等书，遇到一些问题，就向所熟悉的前辈和朋友通信或当面请教而完成的。其中一部分当时发表在“时事新报”上。 此书考证详细，论点明确，文笔讲究，无疑是一本了解傅抱石早期绘画理论研究的珍贵资料。我推算了一下，傅抱石当时３６岁，由此可见，他在青年时期不单单只是具备了高超的绘画技巧，而且还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非同一般的画史考证能力。
傅抱石先生只活了６１岁，可以说他并不算一位长寿者。我想，如果他再能多活１０年，不但能有更多的名画传世，而且还能为我们写出更多更好的美术理论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