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附近老书回收之《围城》的旧版本

  《围城》一书已经印了多少版，我不知道。但是，此书确实可称为是“现代经典”了。许多读者喜爱这本书。我认识一位朋友，任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放假休息时又将《围城》精读一遍。他说，已将此书读过多遍，每读一回都有无限乐趣。我的女儿在大学读书，也说同学们嗜读《围城》，几乎人手一册。她放假时又到书店买一本新版《围城》，带在身边，还专门请杨绛先生在扉页上盖了印章。 

  我的家中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的《围城》，扉页上珍贵地留下钱锺书先生的题字：“咸荣贤友”，然后是他别具风格的签名，并盖了印章。这书当然算是一种珍藏本了。不过，还有另一种珍藏本更为宝贵，就是１９４７年初版的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的版本。年长日久，封面已经破损，上面有“晨光文学丛书”的字样，下方有一幅图画：一位半秃顶知识分子模样的男人，手持烟斗，背后是一女人的侧影。这一旧版本是先父的好友杨仲德先生保存的。杨仲德先生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学者，他的书房里存有大量解放前出版的现代文学作品。他因为知道父亲是钱先生的学生，就把这本珍贵的书赠送给父亲。这使得我有幸在１６岁，“四人帮”横行的１９７３年就读到了此书。后来，在１９７６年的大地震后，我和父亲一块儿去地震棚看望钱先生，我无意中说起也读过《围城》。钱先生吃惊地瞪大眼睛问：“你怎么会看到过《围城》？” 

   晨光出版公司的版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颇有不同，除了钱先生在“重印前记”中所说，他在重印后校看时，“也顺手有节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外，而且，“《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添进去的。”他轻描淡写说，在美国出版的英译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我翻了一下晨光的版本，所删去那一段原文如下：“承郑西谛李健吾两先生允许这本书占去《文艺复兴》里许多篇幅，承赵家璧先生要去在‘晨光文学丛书’里单行，并此志谢。好朋友柯灵、唐弢、吴组缃、卞之琳几位先生的奖励，以及读者的通讯，批评者的谴责，都使我感愧。我渐渐明白，在艺术创作里，‘柏拉图式理想’真有其事。悬拟这本书该怎样写，而才力不副，写出来并不符合理想。理想不仅是个引诱，而且是个讽刺。在未做以前，它是美丽的对象，在做成以后，它变成残酷的对照。”发现钱先生删去了这一节文字，我内心里有过疑问，此中可否有什么“隐情”么？大概是有的。我没有就此事问过钱先生。不过，我相信，问了也是白问的。那么，这个“隐情”还是作为一个悬疑，留待那些专门研究“钱学”的人们去索隐一番吧。 

  顺便再提一事。《随笔》２００５年第１期中的一篇文章，披露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陈寅恪、梁思成、谢冰心、钱钟书四位著名知识分子的一些言论，这些材料是鲜为人知的。尤其此文中所列举的高教部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份调查报告，更难得一见。这是作者在旧书摊上找到的会议简报，应该是真实的。但调查报告中摘引钱先生的言论（包括批评“毛选”的那些话），却是别人的栽赃，并不是钱先生自己的“直言”。据说，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所为。他诬告了钱先生后又不承认此事，就成了一桩无头案。而且，这桩无头案未经调查核实又放入钱先生档案，还作为他“反动言论”的依据引进调查报告。关于此事，我曾经听父亲说过。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最后一章也提起此事的始末，又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一文的第四节“精彩的表演”里再次提到，群众开批斗会质问此事，杨绛先生据理力争，被人斥为态度不好，还让她戴高帽、敲铜锣，在学部大院中游街一圈。在那种严酷政治气氛下，她敢于挺身辩诬，已经是很硬气了。此外，论及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我以为由于当时复杂严峻的环境里，对他们的分析也该是复杂的，应该因人因时因势而言。比如，评判这些知识分子的品格，并不该只看他是否“直言”。而有些所谓激烈直言的人，政治压力一来立即转向，痛哭流涕地否定自己，甚至还拼命咬扯别人。还曾经有些人认为钱先生软弱和世故，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诚如那篇文章作者所说的，“因为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以目前所见的公开史料来判断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常常会得不到整体的印象。”忽略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一人轻易下论断，常常容易产生误判。

上海附近老书回收之投资古籍注意“做假”  

  古籍市场比较青睐于罕见的清刻本、版画、年画等。眼下宋版书平均每页的价钱在７０００元人民币左右。传世的线装古籍，无论是善本还是普通本，因其存世数量的日渐稀少，收藏价值的看涨走势是肯定的。但我们也应看到，线装古籍流传既久，其中优劣混杂，所以鉴别真伪和优劣就成了投资线装古籍的首要条件。

  古籍做假一般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剜改，所改的不外是书名，如将常见名改为罕见名；或改牌记，如将很晚的牌记改为早期的；也有改藏书印的，将普通藏书印改为名家藏印。二是以残充全，也就是说将本来残缺不全的书，通过一定的改造以冒充全本。再一个是染纸，也就是将后出的本子作旧。鉴别古籍真伪不仅需要知识，而且更需要经验，了解一些历史上古籍作伪的手段是有好处的。 

  文物出版社的孟宪钧先生就曾讲过一个古书作伪的例子。他在古书市场遇上过一册古书，如果不仔细辨认，仅从序文上看像嘉庆年代的本子，待他详细审视以后发现该书的牌记，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版权页被挖掉了，补上一块作旧的纸或是从其他书上撕来的旧纸，然后在上面盖一大堆藏书章，以此掩人耳目。

上海附近老书回收之奏折的魅力

  在众多的藏品中，帝奏折以其独特的魅力和高昂的价值受到众人的青睐。 

  奏，进也，群臣进言于皇帝之意；折，叠也，书所言于纸上而叠之，故称为奏折。奏折，始用于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开始仅为某些官员密报所用。 

  奏折的机密程度很高，内容只有具奏人和皇帝知道。因为具奏人是钦定，所以使用范围很小。 

  奏折用纸多用榜纸、本纸和毛边纸，统称素纸，均为竹纸。当时宣纸名贵，臣僚平常缮写呈奏用不起，也没有那么多的宣纸可供。奏折长约22厘米，宽约10厘米，每折12行，半页6行，每行20字。折面居中书一“奏”字。乾隆以后，奏折格式有严格要求，并规定，中央各部院堂官、科道等言官及地方两司以上大员，方有权具折奏事。具折人须派专差或通过驿递，直接送达宫门呈进，由皇帝亲自拆阅并用朱笔批示。 

  如1996年4月21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春季邮品拍卖会上，拍卖的两件奏折，一件是乾隆三十八年（1774年）二月十八日为护理陕西巡抚印务布政使毕沅上乾隆皇帝的奏折，内容主要谈及陕西军台（军事驿站）与官方驿站的分布情况，并提到“以均马递而速传”。乾隆皇帝朱批：“好知道了”四个字。此折是研究清代驿递史的重要史料，十分珍罕。另一件是清光绪八年（1883年）三月十三日，宗室谦禧、永德上光绪皇帝奏折，内容主要谈及蒙古和新疆所属的伊犁、塔尔巴哈台、乌库、库伦等地驿站马匹津贴脚费和有关情况，光绪皇帝圈点和朱批64字。此折是研究新疆和蒙古驿站的重要史料，也是十分珍贵的。

上海附近老书回收之浅说古籍影印本收藏投资价值

  影印本：是自从影印工艺流传到中国始起，出版者多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的方法印成的书。古籍影印版本的选择要求甚高，至少定有四个影印标准：一、按注简明、扼要而能解决疑难者；二、历来读者都认为校注精确者；三、校注广征博引而有研究参考价值，有多种注本的重要古籍；四、宋、元、明、清善本及名抄本。

  达到上述四个标准的版本（以孤本、珍本、善本为限），均以旧纸型及书版格式尽可能保持原古籍的风格宣纸影印线装。改革开放以前，专供图书馆和专家学者研究参考使用，均不广泛发行，故出版册（套）数极为有限，多则数千册（套），少则仅数十册（套）。例如，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10月，出版《聊斋志异》影印蒲氏手稿本宣纸线装全四册1印50部。

上海附近老书回收之线装书的工艺流程

  首先对线装书册的各部位名称作介绍，书芯加工流程：印刷半成品→理料（撞理）→（开料）折页→配页→检查理齐→ 线装书 压平→齐栏→打孔→穿纸钉定型→粘封面→切书→包角→复口→打孔→穿线订书→粘书签→印书根字。 书函加工流程：计算配切书函各料→涂黏合剂→组壳→包壳糊函→开槽→制销孔、销带、骨签→涂黏合剂→裱衬条→涂黏合剂→粘内衬纸→压平→自然干燥→粘签条。 套合加工流程：配册→检查→装函套合→包装→贴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