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附近老书回收之《围城》的旧版本
《围城》一书已经印了多少版,我不知道。但是,此书确实可称为是“现代经典”了。许多读者喜爱这本书。我认识一位朋友,任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放假休息时又将《围城》精读一遍。他说,已将此书读过多遍,每读一回都有无限乐趣。我的女儿在大学读书,也说同学们嗜读《围城》,几乎人手一册。她放假时又到书店买一本新版《围城》,带在身边,还专门请杨绛先生在扉页上盖了印章。
我的家中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扉页上珍贵地留下钱锺书先生的题字:“咸荣贤友”,然后是他别具风格的签名,并盖了印章。这书当然算是一种珍藏本了。不过,还有另一种珍藏本更为宝贵,就是1947年初版的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的版本。年长日久,封面已经破损,上面有“晨光文学丛书”的字样,下方有一幅图画:一位半秃顶知识分子模样的男人,手持烟斗,背后是一女人的侧影。这一旧版本是先父的好友杨仲德先生保存的。杨仲德先生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学者,他的书房里存有大量解放前出版的现代文学作品。他因为知道父亲是钱先生的学生,就把这本珍贵的书赠送给父亲。这使得我有幸在16岁,“四人帮”横行的1973年就读到了此书。后来,在1976年的大地震后,我和父亲一块儿去地震棚看望钱先生,我无意中说起也读过《围城》。钱先生吃惊地瞪大眼睛问:“你怎么会看到过《围城》?”
晨光出版公司的版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颇有不同,除了钱先生在“重印前记”中所说,他在重印后校看时,“也顺手有节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外,而且,“《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添进去的。”他轻描淡写说,在美国出版的英译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我翻了一下晨光的版本,所删去那一段原文如下:“承郑西谛李健吾两先生允许这本书占去《文艺复兴》里许多篇幅,承赵家璧先生要去在‘晨光文学丛书’里单行,并此志谢。好朋友柯灵、唐弢、吴组缃、卞之琳几位先生的奖励,以及读者的通讯,批评者的谴责,都使我感愧。我渐渐明白,在艺术创作里,‘柏拉图式理想’真有其事。悬拟这本书该怎样写,而才力不副,写出来并不符合理想。理想不仅是个引诱,而且是个讽刺。在未做以前,它是美丽的对象,在做成以后,它变成残酷的对照。”发现钱先生删去了这一节文字,我内心里有过疑问,此中可否有什么“隐情”么?大概是有的。我没有就此事问过钱先生。不过,我相信,问了也是白问的。那么,这个“隐情”还是作为一个悬疑,留待那些专门研究“钱学”的人们去索隐一番吧。
顺便再提一事。《随笔》2005年第1期中的一篇文章,披露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陈寅恪、梁思成、谢冰心、钱钟书四位著名知识分子的一些言论,这些材料是鲜为人知的。尤其此文中所列举的高教部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份调查报告,更难得一见。这是作者在旧书摊上找到的会议简报,应该是真实的。但调查报告中摘引钱先生的言论(包括批评“毛选”的那些话),却是别人的栽赃,并不是钱先生自己的“直言”。据说,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所为。他诬告了钱先生后又不承认此事,就成了一桩无头案。而且,这桩无头案未经调查核实又放入钱先生档案,还作为他“反动言论”的依据引进调查报告。关于此事,我曾经听父亲说过。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最后一章也提起此事的始末,又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一文的第四节“精彩的表演”里再次提到,群众开批斗会质问此事,杨绛先生据理力争,被人斥为态度不好,还让她戴高帽、敲铜锣,在学部大院中游街一圈。在那种严酷政治气氛下,她敢于挺身辩诬,已经是很硬气了。此外,论及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我以为由于当时复杂严峻的环境里,对他们的分析也该是复杂的,应该因人因时因势而言。比如,评判这些知识分子的品格,并不该只看他是否“直言”。而有些所谓激烈直言的人,政治压力一来立即转向,痛哭流涕地否定自己,甚至还拼命咬扯别人。还曾经有些人认为钱先生软弱和世故,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诚如那篇文章作者所说的,“因为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以目前所见的公开史料来判断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常常会得不到整体的印象。”忽略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一人轻易下论断,常常容易产生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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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附近老书回收之投资古籍注意“做假”
古籍市场比较青睐于罕见的清刻本、版画、年画等。眼下宋版书平均每页的价钱在7000元人民币左右。传世的线装古籍,无论是善本还是普通本,因其存世数量的日渐稀少,收藏价值的看涨走势是肯定的。但我们也应看到,线装古籍流传既久,其中优劣混杂,所以鉴别真伪和优劣就成了投资线装古籍的首要条件。
古籍做假一般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剜改,所改的不外是书名,如将常见名改为罕见名;或改牌记,如将很晚的牌记改为早期的;也有改藏书印的,将普通藏书印改为名家藏印。二是以残充全,也就是说将本来残缺不全的书,通过一定的改造以冒充全本。再一个是染纸,也就是将后出的本子作旧。鉴别古籍真伪不仅需要知识,而且更需要经验,了解一些历史上古籍作伪的手段是有好处的。
文物出版社的孟宪钧先生就曾讲过一个古书作伪的例子。他在古书市场遇上过一册古书,如果不仔细辨认,仅从序文上看像嘉庆年代的本子,待他详细审视以后发现该书的牌记,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版权页被挖掉了,补上一块作旧的纸或是从其他书上撕来的旧纸,然后在上面盖一大堆藏书章,以此掩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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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附近老书回收之奏折的魅力
在众多的藏品中,帝奏折以其独特的魅力和高昂的价值受到众人的青睐。
奏,进也,群臣进言于皇帝之意;折,叠也,书所言于纸上而叠之,故称为奏折。奏折,始用于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开始仅为某些官员密报所用。
奏折的机密程度很高,内容只有具奏人和皇帝知道。因为具奏人是钦定,所以使用范围很小。
奏折用纸多用榜纸、本纸和毛边纸,统称素纸,均为竹纸。当时宣纸名贵,臣僚平常缮写呈奏用不起,也没有那么多的宣纸可供。奏折长约22厘米,宽约10厘米,每折12行,半页6行,每行20字。折面居中书一“奏”字。乾隆以后,奏折格式有严格要求,并规定,中央各部院堂官、科道等言官及地方两司以上大员,方有权具折奏事。具折人须派专差或通过驿递,直接送达宫门呈进,由皇帝亲自拆阅并用朱笔批示。
如1996年4月21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春季邮品拍卖会上,拍卖的两件奏折,一件是乾隆三十八年(1774年)二月十八日为护理陕西巡抚印务布政使毕沅上乾隆皇帝的奏折,内容主要谈及陕西军台(军事驿站)与官方驿站的分布情况,并提到“以均马递而速传”。乾隆皇帝朱批:“好知道了”四个字。此折是研究清代驿递史的重要史料,十分珍罕。另一件是清光绪八年(1883年)三月十三日,宗室谦禧、永德上光绪皇帝奏折,内容主要谈及蒙古和新疆所属的伊犁、塔尔巴哈台、乌库、库伦等地驿站马匹津贴脚费和有关情况,光绪皇帝圈点和朱批64字。此折是研究新疆和蒙古驿站的重要史料,也是十分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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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附近老书回收之浅说古籍影印本收藏投资价值
影印本:是自从影印工艺流传到中国始起,出版者多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的方法印成的书。古籍影印版本的选择要求甚高,至少定有四个影印标准:一、按注简明、扼要而能解决疑难者;二、历来读者都认为校注精确者;三、校注广征博引而有研究参考价值,有多种注本的重要古籍;四、宋、元、明、清善本及名抄本。
达到上述四个标准的版本(以孤本、珍本、善本为限),均以旧纸型及书版格式尽可能保持原古籍的风格宣纸影印线装。改革开放以前,专供图书馆和专家学者研究参考使用,均不广泛发行,故出版册(套)数极为有限,多则数千册(套),少则仅数十册(套)。例如,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10月,出版《聊斋志异》影印蒲氏手稿本宣纸线装全四册1印5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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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附近老书回收之线装书的工艺流程
首先对线装书册的各部位名称作介绍,书芯加工流程:印刷半成品→理料(撞理)→(开料)折页→配页→检查理齐→ 线装书 压平→齐栏→打孔→穿纸钉定型→粘封面→切书→包角→复口→打孔→穿线订书→粘书签→印书根字。 书函加工流程:计算配切书函各料→涂黏合剂→组壳→包壳糊函→开槽→制销孔、销带、骨签→涂黏合剂→裱衬条→涂黏合剂→粘内衬纸→压平→自然干燥→粘签条。 套合加工流程:配册→检查→装函套合→包装→贴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