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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上海民国书回收之古书画赝品简便鉴别法
在当今的书画市场上,古代书画赝品令藏家们非常苦恼。一些惟利是图的不法书画商为了谋取不法的高额利润,往往不择手段地造假,从而骗人上当。近读旧京古玩商赵汝珍先生所著的《古玩指南》一书,他介绍了古书画赝品的简便识别法,其法甚是实用,现介绍给大家,供书画收藏者们鉴别古书画时参考。
先说鉴别古书法作品。鉴别古书法,当先观其书法的结构、用笔、精神和照应,次观人为还是天巧、真率还是做作。然后考证其作品的古今、相传和来历等,再辨别它的收藏、印色、纸色和绢素。凡其书法仅有结构而无锋芒者,摹本也;有笔意而无位置者,临本也;笔势不连续,犹如算盘珠者,集书也。假若它是采用双勾法描摹的书法作品,通篇作品无精彩、精气之处的,一看其作品就为赝品。从古书法的墨色上亦能分辨真伪,古书法的墨色无论燥润、肥瘦,俱透入纸,而伪作赝品则墨气浮而不实,古画亦是这样。
再道鉴别古画的方法,古人物画要观其顾盼语言,花卉果品要观其迎风带露,飞禽走兽要观其精神逼真。山水画要观其山水林泉清闲幽旷,屋庐深邃,桥约往来,石老而润,水淡而明,山势崖嵬,泉流洒落,云烟出没,野径迂回,松偃龙陀,竹藏风雨,山脚入水澄清,水源来脉分晓,这样的画即使不知出自何人之笔,亦为妙手佳作。若人物似尸似塑,花果类瓶中所插,飞禽走兽只取其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迫塞,楼台模糊错杂,桥约强作断形,境无夷险,路无出入,石无立体之效果,树无前后左右仰俯之枝。或高大不称,或远近不分,或浓淡失宜,点染没有法度,或山脚浮水面,水源无来路,虽然落款为某某名家,定是赝品,用此种眼光去辨别古书画,一般不大会走眼。
此外,从古书画的绢纸上也能分辨真假,唐代的绢粗而厚,有独梭,绢阔四尺。五代绢粗如布。元代和宋代的绢,等第稍失匀净。有一种浙江嘉兴宓家所制的“宓家绢”,其绢细而匀净厚密,赵孟兆页、盛子昭、王若水等古代书画名家多用这种绢作画。古绢由于历经年代久远,它的基本丝绢性已经消失,同时经过装裱后,无复坚韧,用指在丝绢上微微拖过,则绢如灰堆般起纵,闻之有古香,若古绢有碎纹,则裂纹横直,皆随轴势作鱼口形,且丝不毛,伪作则反之。旧纸,色淡而匀,表旧里新,薄者不裂,厚者易碎,否则都为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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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上海民国书回收之引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是中国独有的书籍类型,它记述了一个地区的社会历史与现状。历代方志品种繁多,如汗牛充栋,形成了世界独有的文化奇观。而旧志作为华夏文化重要宝库之一,还处于半昏睡状态,对其开发利用,使之从放光彩,是我们当代方志人的重要职责。
所谓旧志,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编修的志书。旧志可以分为古志(清以前)和民国志。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应该是唐朝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有的人认为《华阳国志》是最早的地方志),之后宋元有几部地方志但很少,其大多体例不完善、内容简略,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志书。中国真正开始以政府行为来修志,应该是在明朝。而明朝及以前的地方志即使编写好了,也大多没有刊印,只有抄本。如武安县的首部县志就完成于明代嘉靖年间,后又陆续编修了天启《武安县志》、康熙《武安县志》、乾隆《武安县志》等版本。这几部县志虽为官修,但均未组织专业班子,终因人单力薄,资料不全,给后人留下许多缺憾。民国时期,志书的编修出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较之前版本体例更加完善和严谨,资料更加丰富、翔实、准确,印制精良。但由于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志书没有刻印,多为手抄本。
所谓古籍旧志整理,是从业人员在古籍版本的基础上,运用专业知识,依据文字规则、标点规范,对照其他版本或史料对相关古籍划分段落、加注标点、选择用字并撰写校勘记的过程。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文明古国,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对其进行系统梳理、整理、点校和出版的工作任务相当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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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上海民国书回收之古书籍/线装书不收大名头烂品
作者知名度是艺术保藏出资有必要考虑的一项,但是并不等于说“知名度越高越有保藏出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保藏原则仍然是艺术性第一,知名度第二。
“艺术无价”不等于“艺术品无价”,艺术品一旦进入艺术商场,那么它不管多么“巨大”都是有价的。别的贵与不贵需联系著作的艺术水准及其艺术家的发展前景来辩证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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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上海民国书回收之藏书:先找准方向
周六,应一位新结识的爱买旧书的同好之邀,去他的藏书室观书,这位同好的收藏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我用一个多小时,把他的全部藏书约两三千册的书名都仔细看了一遍之后,觉得他的《聊斋志异》可以再进一步充实,成为他今后的主攻方向。
《聊斋志异》具有权威版本价值的共十四种,这位同好已有十二种。他再努力一下,搜齐所缺的两种,并用五至十年的工夫,把各种《聊斋志异》的选本和连环画,以及有关研究专著和零散资料收齐,都不是难事。他还可以与山东淄博的“蒲松龄纪念馆”取得联系,把淄博等地出版的所有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研究专刊也一并集藏。
凑巧我对《聊斋志异》有点常识,就即兴一边喝茶,一边与这位同好在他的“斋”里“聊”起了“聊斋”。
我说:“一九五几年《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矛盾论》一文注释《聊斋志异》说这本小说集‘共短篇小说四百二十一篇’,这是当时旧通行本所收的篇数。其实,早在一九四八年于东北的辽宁西丰一户贫农家中就发现了《聊斋志异》稿本,证实有四百九十一篇,一九八几年第二版《毛泽东选集》仅仅在注文中删去了《聊斋志异》的具体篇数,却不注明究竟该是多少篇才准确。”
这位同好急了:蒲松龄是山东淄博人,他的书稿怎么到了辽宁?
我翻开他收藏的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出版社影印的该稿本的《出版说明》,用手指点着读了一遍,详细地向他释说其中“一九四八年东北的西丰”的史实背景:“蒲松龄的七世孙蒲国权由山东移居沈阳时,曾带来《聊斋志异》原稿一部分。蒲松龄的九世孙蒲英灏移居西丰时,又把手稿带到西丰。”这里,我并没有做过什么艰辛的考据,仅仅只是读了一位前辈的文章,记住了这个情节而已。写文章的这位前辈也没有做什么考据,他是从《静悟室日记》中找到日记作者一九三三年借阅《聊斋志异》手稿本的记载才弄明白的。
我对这位同好说:“在我们这个城市里,还没有收藏者刻意专买《聊斋志异》,你不动声色地搜集,不会代价太大。”我曾经当教师十五六年,“好为人师”的恶习改不了。我继续唠叨:“不仅成本儿的书刊,包括有几百字文章的废报纸,只要写及《聊斋志异》,你都注意保存。等你有规模了,你这里就是‘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资料集藏中心’之一。我敢说,成都地区的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师和有点出息的学生,都将是你的书斋的受益者。”
告别这位同好出来,我就想: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要有两三年的逛旧书店摊买旧书的历史,他肯定再不去买旧书就难受,就是说——他有了习惯了。有了某一良好习惯的人,只要他稍加努力,就会是某一方面的懂行的人。这种人,是我们这个文明社会所需要的人。
我在出版部门打工二十多年,卧底探知的内情非常让人难以置信:在这个以文化为唯一目的的行业里,几乎凡是认真读书写字的人大多是收入最少、职称不高,而凡是对文化不忠诚的都有升级别、升工资的当官的可能。所以,这十多年的新书出版业很少有令人满意的。因为,主管出书的人不读书、不逛旧书摊,他们只凭自己的“智慧”来“策划”选题。
试想:上述那位逛旧书店摊的朋友一旦成为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的收藏家,如果他弄出版,有了一笔经费,他就可能出版一部《〈聊斋志异〉史料大全》,哪怕只印一千册,也是有用的好书。
藏书的方向,在我看来很重要。没有一个方向,什么书都买,买了又不阅读,是藏书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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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上海民国书回收之古籍定义: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知识信息;
著作方式;
文字;
物质载体;
文字制作技术;
装订形式。
古籍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请教上海民国书回收之蝴蝶装的特点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
《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