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老旧书籍回收之线装书的定义是什么
线装,也称古线装。有人认为,汉代已有线装书在书市出售。其实,汉代有书市,但没有线装书。 我国古代的纸本书,经历了卷轴和册页两个阶段。卷轴由卷、轴、缥、带组装成。汉、唐代只有这种卷轴形式的书。
今天我们看到挂在墙上的轴画、书法,仍是卷轴装的遗风。晚唐以后,卷轴书向册页书过渡,其装订方法又有多种多样的演变,大体经历了轻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到了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线装本的册页书。其中不少古旧线装书,可视之为文物,非常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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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老旧书籍回收之《金刚经》的介绍
《金刚经》是佛教重要经典。根据不同译本,全名略有不同,鸠摩罗什所译全名为《金刚般若(bōrě)波罗蜜经》,唐玄奘译本则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梵文 Vajracchedika-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金刚经》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朝共有六个译本,以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流行(5176字或5180字)。唐玄奘译本《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共8208字,为鸠摩罗什译本的一个重要补充。其他译本则流传不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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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老旧书籍回收之关注洋善本
随着洋文旧版书在拍卖会上的出现,洋文善本书的说法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纯粹是中文古籍收藏概念的一种套用,对于这种套用是否适合于洋文旧书,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不论怎么说,洋文旧书的引人关注,对于爱书人无疑是一件好事,它改变了中文旧书一统天下的局面。
洋文旧书与中文旧书,从爱书人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价值是相等的。令人遗憾的是,中文旧书,尤其是中文古籍的价值,不管是从文献还是从版本,乃至目录都有人在那里言说,其价值已尽人皆知。然而洋文旧书,到现在也还很少有人涉及。也许因为爱书人中懂得洋文,特别是懂得多种洋文的人少之又少的缘故吧。不懂洋文并不能成为妨碍我们了解洋文旧书价值的理由。
西文“书”的概念和中国古代有所不同,《莫雷斯词典》中对于书的定义是:“联合在一起的一沓书页,其中有一些文字。”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意思是一棵树的外皮,或是木头中间的薄皮,它们可以用来做书写的对象。当意大利学者于1416年发现了这些“书”的时候,那种欣喜若狂溢于言表。“一本书用树皮制成,按热罗姆的说法,书正是从这里取得了名字。虽然这书充满了并不真正是文学的内容,但我怀着极大的热情欢迎它,因为它纯粹、神圣、古香古色。”这与中国古代图书不仅在形式上有别,而且书籍制度也完全不同。
卷轴可以说是西方最古老的图书形式。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使用的不是方形图书,而是卷轴,它是用纸莎草制成的,目前这种形式的西文图书保留有残片存世,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在谷登堡发明现代印刷技术之前,西文图书一直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着,这其中包括由抄写员抄写的本子,这是手抄本中的主流,还包括手稿,手稿的价值,古今中外大概是一样的。这些手抄本不仅为我们保留了那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信息,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人类图书史的珍贵实物资料。谷登堡印刷技术革命之后,早期印刷书则为我们研究印刷技术革命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历史物证。即便是印刷技术兴盛以后出版的图书,也并不像一般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因其是大工业生产时代的产物,而失去价值。19世纪至20世纪之间出版的洋文旧书,虽然从数量上已经失去了“物以稀为贵”的优势,但是它同样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印刷技术和印刷水平,及审美趣味,因此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收藏,尤其是洋文旧书的收藏,第一位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文化价值。如果我们把中文旧书和西文旧书摆放在一起,那么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往往会从书的各个角落扑面而来。旧书的价值,不一定仅仅在于文本,而应该是全方面的,书皮用料、封面设计、书脊设计、版式设计,以及插图等等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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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老旧书籍回收之载体纸张的衰变规律性,能影射出文献的真伪
文献载体纸张的衰变规律性,说的是纸张本体衰变老化的速度与症状,各自有一定的规律,渐变与突变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是连续的老化衰变的外观形象,表现在糟朽破烂、失形变态,破裂磨损;色彩变浅或变暗,失去光泽。而伪造假冒文献的外观形象,往往是崭新鲜艳、整齐划一,或过破过残、过黑过暗,或残破与陈旧不统一,出现众多违反衰变规律的症状。试举几例:
例一,《抓蒋传单》,报纸质地,竖行黑色油印字迹,19厘米×12厘米,纸面黢黑一团,难以分辨字迹,四角整齐划一,如同刀裁。
从该传单的外观老化状况,遭受到这种严重污染,而四角如同刀裁。就可确认为伪假传单。张学良、杨虎城逼蒋(介石)抗日是1936年12月的事情,距今70年。这种传单只能夹在书刊或其他物体之中,不会裸放在空气或液体之中。这种污染状况,黑到这种程度,说明存放环境条件相当恶劣。如果是这样,四角就不会“整齐划一,如同刀裁”,而是卷折、弯曲或破裂。经过分析,伪作时先用污染液体刷涂一层黑色(以显陈旧),干燥后用刀再裁剪一下,因而造成了这种状况。
例二,胡适题写的祝寿《寿比南山不老松》条幅,大字毛笔书写,装裱成卷轴,无上款,下款落“胡适拜”三个小字,无印章,表面存满了星迹般的不规则的孔洞,孔洞大小一致。
看到这些星迹般的斑点孔洞,便可确认是人为有意造成的,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制造”这些孔洞的目的,是为显现是虫蛀造成的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暴露了人为特征,违反了衰变规律性。蠹鱼蛀虫是不会咬噬表面单页张挂的书画的,因为见光见空气;咬噬的痕迹也不会大小一致。蠹鱼蛀虫惯于咬噬不见强光的卷轴(卷起来存放)和成摞的书籍,从上到下、从里向外,或从外向里,咬噬的道路宽窄不一。打开之后就看到曲弯而又不规则的孔洞,决不会有星迹般的孔洞。后经实验证明,“星迹般的孔洞”是人工用点燃的香头点而成的。
例三,《皖南事变日记》,12厘米×19厘米,厚0.6厘米,兹青纸封面,右开线装本。内淡黄色毛边纸40余页,绿格毛笔字,竖行书。前20页有字迹,后空白页。封面贴有洁白宣纸书签,上有“皖南事变日记”字样。书本四角整齐,没有任何折叠痕迹,也没有留下翻阅的迹象。
见到此本册,且不用阅读,也不用考证文字内容与事实,根据本册纸张的衰变症状,就可确认为,绝非当年原本日记,而是近年抄录、撰写或伪造的。因为违反了纸张衰变规律性。皖南事变至今60多年,不管此本册放在什么地方,即使保管存放条件极好,受自然规律的作用与影响,再经战争年代辗转流离,本册纸张必然发黄老化,决不会像这样整齐洁白如新。后经找到原作者——已离休的新四军的老革命,老人说那是2001年纪念皖南事变60周年,重新抄录誊写的,是他《随军日记》的一部分,单独抽出来,就成了《皖南日记》,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丢失了,流散到社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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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老旧书籍回收之古代的用线包的书叫什么
线装书,也称古线装。 有人认为,汉代已有线装书在书市出售。其实,汉代有书市,但没有线装书。中国古代的纸本书,经历了卷轴和册页两个阶段。卷轴由卷、轴、缥、带组装成。汉、唐代只有这种卷轴形式的书。
今天我们看到挂在墙上的轴画、书法,仍是卷轴装的遗风。晚唐以后,卷轴书向册页书过渡,其装订方法又有多种多样的演变,大体经历了轻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到了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线装本的册页书。
上海市老旧书籍回收之平装书与线装书的区别
很简单的,我国古代的雕版印刷的书通常都是线装的,就是将印刷好的纸张整理整齐,用针钻孔,然后用线穿起来固定隹,这种方法应该算是比较简单,朴素的方法,是古人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起来的,盛行在宋,无,明,清朝代。在唐代以前,是用卷轴等方法,后来有发明了蝴蝶装,渐渐才形成了现在所说的线装书,一直延续到清末。看没看过周星驰的《塘伯虎点秋香》里面秋香看的那本《唐寅诗集》就是线装的。古代线装书有许多术语,象善本,珍本,孤本等等。这些术语是由书的数量,质量决定的,在古代,线装书不象现在的机器制造一样,可以大规模的生产,而是都是有工匠手工完成的,虽然也有一些分工。
而所谓的平装书就是我现在日常生活中读的看的书,是用机器印刷而成的,以前是钉印,目前用胶印的比较多。胶印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书本过厚,比如说词典字典之类的,容易开列,掉页。所以词典等较厚的书仍然用线装的,当然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对于喜爱收藏的人来说,他们都喜欢线装书,尤其是古代的,象宋,明的线装书,珍本善本都是按页数来计价的,孤本更是无价。藏书爱好古代就盛行,尤其明清季,大收藏家专门键楼阁藏书,线装书炙手可热。
上海市老旧书籍回收之书籍源流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
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
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
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上海市老旧书籍回收之古籍鉴定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上海市老旧书籍回收之唐代典籍蛀虫洞如何修补
古籍原本的修复目前仍有许多尚未攻克的难题。特别是在活字印刷术普及之前,古籍文献多为钞写而成,每次仅能钞成一部,钞本修复材质的选择让不少专家煞费苦心。
省图书馆镇馆之宝《唐人写经》上有不少虫蛀后留下的小洞,其边缘也被虫子咬得残缺不齐。而李昭淳馆长告诉记者,这件珍品之所以至今尚未修复,原因之一是《唐人写经》所用的纸张是一种颜色黄褐、工艺已经失传的特殊藏经纸,在今天已经找不到可以用于填补虫洞的替代纸张。如果牺牲《唐人写经》的一条边用来补洞,则无疑会改变其原貌和规格。李馆长认为,在没有找到妥善方法的情况下贸然修补,是破坏性修复。
而中大图书馆收藏的《唐人写经》已经用现代手工纸进行修补和加固。该馆副馆长林明无奈地表示:“唐代的纸现在不可能找到了,但再不修补,这件古籍虫蛀和边缘磨损的情况会进一步加剧。”